· 短篇小说
天亮的时候
我三十四岁那年,在一块旧硬盘里找到了十七岁的自己。
他给一篇文章起名叫《永远》。
我点开,第一句话是:这个地方,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
那天我在出租屋里等水烧开。窗外是一家修车铺,师傅用气枪吹零件,断断续续地响。桌上放着没吃完的半袋面包,塑料封口夹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,我便把袋子拧了几圈,压在杯子下面。电脑右下角提醒我,存储空间不足。
那个说一天也待不下去的人,在屏幕上又说了两千多字。
我看见了学校的围墙,后背贴着墙往下蹭时磨破的衣服;看见一张油腻的电脑桌,桌子下面的主机被人踢得凹进去一块;看见周明坐在对面,眼睛发红,伸过手来,问我还剩多少钱。
我突然想起,周明欠我三十块钱。
不是看见文章才知道的。钱的事没有写在这一篇里。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了,连那三张纸币的样子都想起来了:两张很旧,一张挺新,我原本想把新的留下。
水烧开以后又安静了。我坐在那里,过了好久才起来。
我给周明发消息。
“还记得学校后面那家面皮吗?”
快到晚上,他回了一个语音。背景里有小孩说话,还有铁东西拖过地面的声音。
“哪个学校?”
我把这四个字听了两遍,有点生气。
我这一下午只待在一个学校里。他居然要问是哪一个。
十七岁时,周明比我懂得怎样在世上活着。
比如翻墙。
我以为翻墙需要的是勇敢,他说需要的是先看看下面有没有人把自行车停在那里。
我说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他蹲下去系鞋带,说:“你先把裤子提上来。”
学校的围墙没有我后来写的那么高。靠近墙根堆着旧课桌,其中一张少了抽屉,我踩上去,两只手搭住墙沿,已经可以望见外面。墙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风景:两间矮房,一条湿漉漉的巷子,别人家围着塑料布的菜地。白色塑料布上积着雨水,风一来,凹下去的地方就缓缓晃动。
但我觉得外面的风很好。
那时我还没有坐过火车,没见过海,地图上离家几百公里的地方已经远得让人心慌。我蹲在墙头,想象自己今后会去许多地方,认识许多人,做一点叫所有人都吃惊的事情。
周明在下面仰头看我。
“你到底跳不跳?我脖子酸了。”
第一次落地,我的脚麻得站不住。他笑得扶着膝盖,我想骂他,又怕自己的声音太大,被墙里的谁听见,只好龇牙咧嘴地笑。
我们一起瘸着往巷口走。
周明本来没瘸,是学我的。
出了巷子就是青年路。路上有卖水果的三轮车,一只狗趴在遮阳伞底下;卖鞋的人把喇叭放在门口,同一句话播完一遍,又从头开始。没有谁因为两个高中生从墙上掉下来,就停下自己的生活。
我们很得意地从他们中间走过去。
青年路最好的时候,是早晨五六点钟。
网吧里熬过一夜,走出门,整个人会有一点不认识白天。眼睛酸,牙齿涩,嘴里仿佛含着一团旧纸。我们用尽了昨晚的力气,连吵架都吵不起来。
开机时我们还有很多计划。要赢多少局,要升到哪里,要等哪个人上线。到了天亮,屏幕一黑,玻璃里映着两个颜色难看的脑袋。周明揉着眼睛,问我的第一句话,总是还有没有钱。
有时候有,有时候没有。
有一次我们把所有口袋翻出来,连书包夹层里的毛票也摸了,两个人蹲在店门口,把钱一张张铺在腿上。我还掏出一张叠得很小的数学卷子,里头包着五毛钱。
“你这钱还带学历。”周明说。
我们笑了一阵,站起来有点发晕,便互相骂对方是虚货。
卖面皮的店已经开了。门口两扇木板卸在墙边,蒸汽往外涌。老板娘围裙上总有一块颜色深些的地方,她擦过手,拿碗,问要不要辣。
我们每次都说多放。
坐下来以后,腿脚才逐渐有了知觉。碗放在桌子上,辣椒油沿着面皮的褶皱流下去。我先吃一大口,烫得张开嘴呼气,又舍不得吐。周明已经把醋瓶拿走了,倒得一塌糊涂。
街上有人卸菜,有人把扫帚抵着台阶扫,车轮压过昨晚留下的一摊水。店里收音机的声音很低,偶尔一句能听清,另外一句就被锅盖盖住了。
我知道,这时候学校宿舍里还有很多人睡着。
想到这个,我就高兴。
他们还不知道外面已经有这么好的早晨,不知道我们已经吃到了这么好吃的东西。
我当时真心觉得,自己多活了一截。
至于这一截要用上午四节课和下午半天的头疼来换,我是吃完以后才想起来的。
回到学校,我把练习册摊在桌上,笔夹在手指中间,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沉。窗外有朗读声,老师把粉笔敲在黑板上,远得像隔了几条街。
有人在背后戳我。
“醒醒,叫你呢。”
我站起来,腿碰翻了凳子,全班都转过头。
我仍然觉得这是值得的。
那碗面皮还在肚子里。我替它保守着秘密。
我那时喜欢一个女孩,叫沈禾。
她常在晚自习后走到校门外,站在路灯下面。我在她后面慢吞吞地收书,慢吞吞地走楼梯,出了校门还要在卖文具的柜台前停一会儿,假装挑一支笔。
她有时会叫我。
“你今天这么晚。”
我便以为,她已经等了我很久。
我们并肩走一小段路,说些没什么用的话。我告诉她月亮今天比昨天低,她说是你昨天站的地方不一样。我讲起一篇自己写的文章,里头有河流、荒原和一个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人。她问我明天交不交物理作业。
我觉得她不懂我,又觉得她只要肯听,就已经够好了。
有一个星期,我看见她和班里另一个男生站在那盏灯下面。我走过去,她照样叫了我。我没应,进了旁边的小商店,买了一包自己也不想吃的饼干。
那天夜里,我写到很晚。
我说有些东西像玻璃一样碎了。我说人与人之间隔着无法泅渡的河。我说原来一直以来,都只有我一个人认真。
第二天,我把日记本夹在两本书中间,故意露出一点边角,放在她够得着的地方。
她没看。
我又把本子拿出来,翻开,扣在桌子上。
到了下午,她总算问: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?”
我说没事。
她等了一下,说:“那借我个橡皮。”
我把橡皮递给她的时候,差一点哭出来。
后来有天放学下雨,我看见她仍站在校门口。她没带伞,我磨蹭了许久,走过去,把伞往她那边挪。
“你天天站这儿干什么?”我问。
“等我妈。”
“你妈?”
她往路那边望:“她在医院上班,顺路接我。今天可能又下班晚了。”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好把伞举高一点。
过了一会儿,她转过来问我:“你怎么还不回宿舍?”
“出来买个东西。”
“你天天都有东西买。”
她笑了。我也跟着笑。
她母亲骑车过来时,裤脚湿得贴在腿上,车头挂着一袋青菜。沈禾叫了声妈,把书包往肩上提了提。临走前,她回头对我说:“谢谢。你快回去吧。”
她知道我在做什么,我至今也不能完全确定。
但那天她确实一直把伞柄朝我这边推。我的右肩湿了,她的左肩也湿了,我们都装作没有发现。
毕业以前,我把去海边这件事安排好了。
我在网吧查了车次,把一连串地名抄在纸上。纸的背面是一张地理练习题。我把预计花的钱加了一遍,又加一遍,不包括回来的车票。
周明说:“回来怎么办?”
我说到了再说。
我那时认为,真正值得去的地方,应该容得下这种回答。
我们坐在民乐园的台阶上,蚊子很多,远处有人试话筒,喂,喂,重复得令人心烦。周明看了会儿那张纸,把它还给我。
“太远了。”
“不远去干什么?”
“没钱啊。”
我告诉他可以攒,可以少吃一点,可以先坐最便宜的车。
他说他暑假可能去亲戚店里帮忙。
我问不是早说好了吗。
他想了一会儿,问我什么时候说好的。
我记得是说好过的。有天晚上,我们从网吧出来,街上一个人也没有,我说等毕业了,一定去一个有海的地方,他说行。
我甚至记得他说“行”时,正弯腰把袜子往上拉。
可是周明说,他已经不记得了。
我把纸折起来,折得过于用力,指甲在纸边上划了一道。那一刻,许多原本不相干的事情都涌过来了:他欠我的三十块钱;有次别人叫他吃饭,他没有叫我;我说话时,他偶尔会盯着另一边,好像那里有更要紧的人。
“算了。”我说。
他问怎么了。
“没什么。”
我们在台阶上又坐了十几分钟。谁都没提回去。后来他站起来拍屁股上的灰,我没有动。他也没有催我。
到了夜里,我把好多话写进日记。
那里面没有蚊子,也没有远处试个没完的话筒。我删掉了他坐在旁边等我的那十几分钟,把我说的两句“没什么”也删掉了。
剩下一个热情而失望的我,和一个轻易毁约的他。
我很满意这一篇。
很多年里,我再想起那天,想起的都是这一篇。
离开学校那天,寝室里到处都是东西。
床底有没人认领的袜子,垃圾桶装不下卷子,水泥地上落着从书里掉出来的订书钉。有个人站在窗边背英语,背了两句,自己先笑起来。另一个人把枕头扔过去,叫他有病赶紧治。
我把行李装好,发现比来时少。
那些以为一定得带走的东西,收拾到最后,大部分都能扔。只有一本写了一半的日记,我套了两层塑料袋,压在箱子底下。
周明蹲在走廊上吃冰棍,问我走哪边。
我说我爸在门口。
“哦。”
我们已经有好几天没一起出去。我等他再说点什么,他把木棍叼在嘴里,替旁边的人抬了一下编织袋。
我拖着箱子往楼梯走。
下到第二层,听见他在上面喊我。
“哎!”
我抬头。
他从栏杆里伸出手,晃着我的洗脸盆。
“你盆不要了?”
我上去拿。
后来我写过很多次离别,写车站、背影、没有说出口的话。每次写到这里,都觉得这个洗脸盆十分碍事。
它是浅绿色的,底下裂过一条小缝,被我用透明胶带从外面贴住。用了三年,胶带早就发黑了。
周明递给我的时候,盆里面还放着肥皂盒。
“差点给你扔了。”他说。
大学的门是开着的。
我头一次出去,走到门口还迟疑了一下,习惯性地看值班室里的人。那人低头看报纸,手里捧着一只大杯子,没理我。
我便往外走。
一直走到校门已经在身后看不清了,也没有谁叫住我。
这一点让我高兴了很长一段路。
下午三点多,我走进一家网吧。晚饭在隔壁吃,夜里又回去。天亮出来,陌生的街道已经有很多人赶着上班。我饿得难受,买了两个包子,站在公交站牌后面吃。
第一个吃完,第二个有点凉了。
我给周明打电话,想问他在干什么。他没有接。后来回过来,我已经躺在寝室床上睡着了。
我们开始这样错过。
有时候他发来一张店门口的照片,我隔几天才回复。过年见一面,人很多,刚说到有意思的地方,又被旁边的人叫过去。临走时都说下次好好坐坐,下次回去仍然差不多。
我也认识了新的朋友。有人借我自行车,有人和我一起挂科,有人在我发烧时带回来一盒饭,却忘了拿筷子。我们把寝室翻了个遍,最后找到一只塑料勺子,洗了好久。
日子慢慢长出了新的细节。
青年路在很远的地方,偶尔被一首歌照亮一下,又暗下去。
我有时想起那段没去成的旅行,仍然觉得可惜。
等我终于一个人去了海边,却已经工作了。海滩比想象中吵,鞋里很快灌满了沙,手机响个不停。我走到一块稍微干净的地方,拍了一张照片,发给周明。
“到了。”
他回:“在哪?”
我看着那个问号,忽然笑了。
我在心里走了好多年的路,他当然不知道我今天走到了哪一段。
工作以后,有天夜里,我在工地宿舍给父亲打电话。
那时我已经做了几个月,越来越想走。屋里有一张上下床,床角挂着安全帽,桌上的水落了一层薄灰。我没开灯,坐在床沿,把袜子脱了又穿上,不知道该从哪一句讲起。
父亲先问是不是没钱了。
我说不是。
他又问是不是和人闹矛盾。
我说也不是。
“那是什么?”
我把手机拿远一点,深吸了口气。我准备过许多说法,关于工作,关于未来,关于自己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。临到要说,竟像十七岁时站在教室里一样,想不起第一句话。
最后我说:“我有点待不下去了。”
电话那边响了一下,大概是他把电视关了。
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你这才去了多久。”
我闭上眼睛。
我们接下来讲了很多,都不太好听。我怪他什么都不懂,他问我读了这么多书到底想干什么。挂电话的时候,我比打之前还难受。
手机扔在枕头上,我站起来,走到门边,又回来坐下。
外面有卡车倒车,提示音响得整片空地都是。
过了二十分钟,父亲发来短信。
“明天吃了饭再想。”
我盯着那几个字,没有回。
第二天早上,他又打电话,我假装没听见。
我还是走了。离开那天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。同屋的人帮我把床垫卷起来,问我不用的插线板能不能留给他。我说可以。他送我到路口,回头的时候,手里已经拎着我的插线板。
之后好几年,我换地方,换工作,租过厨房和卫生间都见不到阳光的房子,也有过一整天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的时候。我渐渐学会查电费、通下水道、在药店讲清楚自己哪里不舒服。还有许多事不会。买了一大袋菜,能放坏一半;明明想念一个人,发出去的消息却只是问有没有某个人的电话。
回家时,父亲仍会提起那份工作。
我仍然不爱听。
吃饭的时候我们谈别的。他会告诉我院子里的水管换过了,哪家修了新房,去年种下去的树今年没活。我就端着碗出去看一眼,那棵树果然死了,细细的枝子插在墙边,旁边留着一小圈浇过水的痕迹。
找到旧日记的那个冬天,我请了几天假回去。
周明约我早上见。
他说他八点半要开门,下午还得去接孩子,晚上家里也有事。
我本来打算和他喝酒,像从前那样坐到半夜。他把一天的安排说完,我忽然觉得自己这几天的空闲十分宽阔,带回来时没有想过该放在哪里。
“那就早上。”我说。
六点十分,我站在青年路上。
天还黑着,有人把卷帘门往上推,推到一半卡住了,又放下来,使劲推了一次。我沿着路走,路比记忆里短,很快就走过了原来以为要走很久的一截。
从前的网吧已经换了招牌。旁边店里摆着电饭煲和取暖器,一个纸箱堵在门口,箱子上坐着一只猫。
面皮店还在附近,搬过地方,找了两次才找到。
我先坐下,要了两碗。老板问另一碗现在做不做,我说等一会儿。他便把一张小票压在醋瓶底下。
周明来时,头发有一边翘着,像没睡好,夹克拉链只拉到一半。他进门先看我,笑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胖成这样。”
我也有准备好的话,看见他,却只剩下一句:“你头发呢?”
他坐下,摘掉眼镜擦了擦,说昨晚上小孩咳嗽,折腾了半宿。
第二碗端上来,他把醋瓶拿过去。我看着他往碗里倒醋,忽然有一点恍惚。
他抬眼问我怎么了。
“你以前欠我三十块钱。”
“啊?”
“高中。借去上网了,没还。”
他认真想了一会儿。
“我真不记得了。”
“我记得。”
他掏手机,说那现在给你。我说不用,又说我就是突然想起来。
周明把手机放在桌边。
“那时候我是不像话。”他说,“有钱先自己花了,别人的事想不起来。”
我把筷子从碗里抽出来,放回桌上,突然不知道该怎样接这句话。
我预备过一种解释。也许他当时有什么难处,是我不知道的。我也预备过争论,甚至能想到自己要拿出哪几个细节。可他只用了这么一句话,就低头吃了起来。
过了一会儿,他又说:“你有次约我打球,我在操场等到快吃晚饭。你跑哪去了?”
“哪次?”
“就你说一定来的那次。”
我想不起来。
他笑了:“看吧。”
我也笑了,但笑完以后,心里很安静。
我们又说起几个人。有的还联系,有的只知道去了什么地方。有个人开过店,后来关了。有个人结了婚,又离了。还有一个人的名字,我们两个人合起来,也没能完整想出来。
我问起沈禾。
周明说不知道,又问我加没加她。
我说好像加过,很久没说话了。
“你问问嘛。”他说。
我点头,却没有拿手机。
这时候想起她,我先想起的,竟然是她母亲车头挂着的那袋青菜。袋子下面积着水,沈禾坐上后座以前,往旁边让了一小步。
我问周明,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毕业去看海。
他皱着眉,想了半天。
“好像有这个事。”
我没有告诉他,我为此生过多少年的气。
他说他前几年带孩子去过一次,孩子不肯下水,就在沙子上挖了一下午。他坐在旁边,晒得后背脱皮。
讲到这里,他的电话响了。
我听见他问药放在哪一层,书包侧面找了没有,围巾不戴就装包里。最后他说行,我早点回来。
挂断以后,他看了一下时间,有些不好意思。
我说没事。
这一次说没事,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。
吃完出门,天已经亮了。
学校门口有学生买早饭,三个人挤在一个小摊前,反复数钱。一个高个子拿着豆浆,替另一个人拎了半边书包。那书包拉链没有合上,露出练习册的一角。
我和周明站在路边,等一辆送货车过去。
他问我今天干什么。
我说还没想好,可能到处走走。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
“你回。”
他拉上夹克拉链,走了几步,又转过来。
“下回早点说,找个晚上。”
我点头。
我没有让他保证是哪一个晚上。
他走远了以后,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。学校的铃声响起来,几个学生开始跑,有个人一边跑一边回头骂,叫后面的人快一点。
我忽然很想睡觉。
昨晚上翻旧文章,一直看到两三点。早晨出门时不觉得,这会儿吃饱了,困意慢慢漫上来。我揉了揉眼睛,沿青年路往前走。
母亲发消息问起床没有,锅里给我留了饭。
我回说吃过了。
走出一小段,又补了一句,说我一会儿回来。
回家以后,父亲坐在门边择菜。我把路上买的橘子放下,脱了外套,他问见到谁了。
“高中同学。”
“哦。”
他让出一只小凳子,我没有坐,说先去睡一会儿。
自己的旧房间里,床单换过,枕头晒过,窗台上摆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花盆。我躺下来,听见外面有人倒水,有人挪开凳子,父亲低声说他刚睡,让他睡。
手机又响了一下。
周明转来三十块钱。
后面跟着一句:“今天饭你结的,下次我请。”
我收了钱,回了个好。
电脑还在床边的桌上。我伸手把它打开,找到那篇叫《永远》的文章。
少年在里面说,他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
我没有改他的话。
我把那篇文章另存好,新建了一个文档,写下今天的日期。
接着写:
早晨六点十分,我去青年路吃饭。周明来晚了几分钟,昨夜他孩子咳嗽,他没睡好。我们吃了面皮,他还是放很多醋。
写到这里,我实在困了。
我保存文档,合上电脑,手从被子里缩回来。
窗外一阵自行车铃响。有人从家门口过去,车胎在地上擦出很轻的声音,渐渐听不见了。
我闭着眼睛,想等醒了再写。

谢谢来访。